中国社科院杨伯江所长认为，新冠疫情加重了日本的危机感
杨伯江所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2021年度国际问题研讨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1）》发布会上发言
我主要汇报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新冠疫情如何改变了日本，将如何进一步改变日本，以及日本将如何对此作出反应；第二，这个背景下中日潜在风险和合作机遇有哪些；第三，中日关系的思考。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了日本，并将如何进一步改变日本以及日本将对此作何反应。
1、新冠疫情对日本造成了各方面的严重冲击。首先经济严重衰退、政局保持了八年稳定之后再陷波动。2020年日本实际GDP规模529.2万亿日元约合美元5.03万亿，下降幅度4.8%。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2021年、2022年它的预测值分别是正增长3.1%、2.4%，日本自身的预测较IMF的预测更为乐观，在4天前日本12家智库机构就2021、2022实际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预测值在3.3%-5.1%之间，平均值3.9%。主要是受到去年四季度上扬恢复的影响，预测开始渐趋乐观。同时预测在2021年度，从今年4月1日到明年3月31日将恢复到2019年第四季度，也就是疫情暴发前的水平。日本政坛去年9月出现了自民党内的权力更迭，菅义伟接替安倍就任首相，如何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间把握平衡成为菅义伟执政的最大考验，菅内阁的支持率高开低走，最初的70%，今年1月中旬跌落到41.3%，已经低于不支持率，不支持率42.8%。去年11月以来，日本遭受了第三波疫情打击，目前刚刚趋于平息。本月以来，东京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时隔三个月以来，首次降到每天200人以下。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有两批抵达日本，第一批4万剂开展接种，预计疫情将较快得到控制，延期后的东京奥运会在今年7月23日应该能按计划举办，这种概率高于50%。同样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预计菅义伟会继续连任，可能性超过50%。前提下预计此前举行的众议院的改选，自民党至少不会惨败。
2、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信心严重下挫。在过去40年日本为赢得全球化竞争一直致力于没有禁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进行雇佣制度改革，导致非正式签约职工也就是合同工的比例大幅增加，疫情冲击下以制造业、餐饮业、批发零售业为主，失业者中这种合同工占比超过60%，其中以女性占大半，疫情加剧了日本社会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境，自杀者不断增加。特别是去年下半年自杀人数大幅超出2019同期数值，一个时期内，去年10月自杀人数甚至超过了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总之疫情扩大了日本贫富分化，加深了社会矛盾，使曾经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进一步瓦解，可能会导致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割裂。所谓日本社会超稳定结构能否延续下去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3、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对外心态变得敏感和脆弱，强威胁和求稳定并重。疫情加重了日本的几个方面的危机感，比如国际竞争优势进一步丧失的战略危机感，质疑、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制度危机感以及供应链受制于人，特别是受制于中国，以及在领土争端等涉外问题的安全危机感等等。
4、加快数字转型，寻找新增长点。适应变化、以变应变是日本民族性格战略文化的重要特征，疫情一方面给日本带来巨大挑战和冲击，特别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两大层面，因为日本认清发展短板，加速变革提供了机遇。在变革中，特别是所谓的数字转型是目前它打出的重要政策也是今后的一个战略走向。这个概念在安倍时期已经提出，去年9月菅义伟上台后进一步提出来，日本内部要设立数字厅，要以此为抓手。2020年发布的《经济财政白皮书》中提到普及数字经济，抓紧培养数字科技紧缺人才。目前包括以下几条，要打破行政条块分割，推动经济社会变革，提高决策效率，挖掘经济新增长点，为后疫情时代创造增长空间。
5、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投资布局。去年11月15日RCEP的签署从东亚地区来说是区域合作深化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将对区域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来看意味着两点非常重要的战略动向。一点日本将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点放在东亚，二是对外经济增长的外部驱动的比重呈现上升势头。日本内需占GDP的60%，疫情冲击下内需这部分大幅下挫，对外需的倚重越来越走高，这也推动日本在印度拒绝加入之后仍然坚持和中国共同努力推动RCEP签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具体到中国，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今后也不会出现从中国大规模集中撤资的情况。目前在华日本企业按三种情况扩大、维持或者缩小在华业务的比例，这三种情况的比例是保持基本稳定，计划缩小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是比较小的，从2016-2019年疫情暴发前四年的平均水平是在5%-5.4%之间，完全撤离的大约在3.5%左右。目前统计没有大幅超出这一比例。
第二、中日关系的潜在风险与合作机遇，时间关系我把合作机遇和第三大点一起说。
1、东海钓鱼岛争端升级，影响中日间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合作。我们一般预测拜登上台后美国对日政策会回归美国外交传统，日美同盟将得到较快修复。再加上日本急于和美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第五条，在中日海上争端问题上急于倚靠同盟加大对华牵制和战略威慑，同时推动北约因素入东海，推动东海钓鱼岛问题国际化、多边化。这些举动导致东海局势紧张、中日矛盾升级的风险。今年6月以后，法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国家会齐聚东海，局势非常值得关注。
如果再次出现紧张的话，恐怕将会全面影响到中日之间的经济产业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过去几十年来每次国际间的重大政治安全事件都对日本对外投资流向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北美、欧洲东亚，这是日本的三大主要投资对象区域，日本投资走向呈现此起彼落的曲线，比如说在2001年“9·11”事件后，日本持续从美撤资，对美投资、在美投资大幅下挫。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日本对亚洲投资开始明显上升首次超过对欧洲投资，2010年占比达到25.6%，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危机，日本对北美的投资止跌回升，占比在跌破29%之后重拾升势。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日本企业对美国市场信心下挫，对美投资占比在2019年再度跌破29%，回到2011年的水平。
2、日本战略性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谋求对华局部脱钩。近年来日本对综合安全的重视日益上升，更多把经济问题、科技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融合考量，背景是军用民用技术合流、两用技术增加，科技研发生产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势头普遍化。在疫情前，日本加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在涉及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数据的产业领域对外国投资加强了管控和限制。要防止因为外资收购而失去对本国战略部门的控制以及在基本供应上过度依赖外部。2019年底日本和美国一起主导修订了瓦森纳协议的出口控制机制，瓦森纳巴统后续组织，增加了对12英寸硅片技术出口的限制等等。在疫情暴发之后，去年3月日方领导人提出要避免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供应链的调整要寻此方向进行，4月7号日本经产省出台了紧急经济对策，对愿意撤回本土的企业提供补贴，同期日本参照美国国家经济委员NEC的机制设立了在国家安保局NSS框架下新设经济组对各省厅相关经济事务实施一元化的管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战略性的制定产业政策。这一系列的政策走向在疫情背景下会持续增强。
3、将日美欧在数字等领域的规则协议外溢化。近年来，日本力推全球数字治理概念，主导规则制定方向，影响WTO改革方向。2019年达沃斯论坛上日方提出基于信任的数据流动自由概念，在WTO支持下讨论如何不牺牲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制定出安全数据治理的新跑道。6月的大阪峰会上日方又提出要建立允许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数据流通圈概念，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数据监控体系，呼吁要在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知识产权和网络安全基础上推动全球数据自由流动，并制定可靠规则。在峰会上日方推动通过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正式启动了大阪通道。这个时期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数字贸易协定，我们一般都关注他们之间的货物贸易协定，但同时还签订了数字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家不得要求公开为隐匿企业技术和信息而使用的密码。这是全球第一例将禁止公开密码的规定写入数字贸易协定。日美希望协定内容能够体现在WTO的规则当中。
第三、围绕日本及中日关系的一点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2021年度国际问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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